民本：敬天而重人事周人与殷商一代的人间秩序不同，精神世界也不同。
而且腹朜不理会秦王命令，坚持执行的也恰恰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惯例法。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古代的贵族们通常是以他们的操守和财富在吸引人们向他们学习。
符合共义的就是善，破坏共义的就是恶。再从《墨经》六篇中发现天人两分非强制民若法君臣萌（职责），通约也盈坚白（相互渗透不可分离）义利重一君亲师均未必可法等观念，和《尚同》篇所表述的民立法之惯例法法治之后，先秦墨学之适应性、可扩展性、可直接论证现代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如果人们仅仅依据字面，将斯密理解为任何恶行都有利于社会，那就离奇了。最后大家再在宪政制度下，各自按照自己对宪政和理想社会的理解进行博弈。结合天听自我民听民若法也。
自愿为原则，避免权力崇拜则又必须使人们有对权威、权力的质疑和挑刺权利，和在社会中保有自我管理权利。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脩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是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
因此敬宗收族以血缘团集个体，同时是以血缘为连接，向需要互济和互助的个体提供一种靠得住的互济和互助，其中内含的伦理意义遂因之而能够直接地转化为社会经济意义。所以汉代的奏疏有直言帝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者，唐代的奏疏有直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者，皆比类峻刻而言词锐利。持此作评判，则中国已往的教育，无论怎样的不孚人意，至少在好榜样的授受上，它是无懈可击的。其中王仁堪一节，说他由清流出守地方积劳而死，士民列政绩，吁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己任，卓然有古循吏风。
然后概括而论之曰：儒者之绩亦伟矣。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于周代社会和文化的这一类观念又并不能算作真已消失殆尽了的东西。
宋代南渡之后起于和战之争的借谤讪立罪，以倾陷善类而流毒天下。然而以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为通则，显见得君权会转移本自于天命会转移。宗法结构重造政治结构韩愈作《原道》，最先以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叙述儒学的次第传承和一路脉延，于是而有所谓道统之说。若以儒者之学本是为己之学相对比，显见得都隔了一层而不能由外入里。
进入专题： 儒学 。因此，他虽从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分开来起讲，而归旨则在于把以前的革命和现在的革命连起来，使强盗结义的那一脉精神渊源，在秀才造反中不断不绝地延续下去。推衍便是派生，因此，孟子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人之大伦，其中的君臣置于父子之后，朋友置于长幼（兄弟）之后，排列之次第，正所以见先后之渊源。因此，官兵草寇之皆好标榜，正写照了民间社会和底层社会共有之而共信之的普遍意识。
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历史旧义为本义的革命传统。在儒学的观念里，天道之化为人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实现的。
但他们既做得太假，又做得太悖，而后是名实不符演为名实相混淆，遂使汉代以后，禅让之说日趋淡褪而归于沉寂。后一面说的是日监在兹，天监即是民监。
由此形成的三重存在便既成为中国人生命意义之所在，也成为中国人生命责任之所在。潘光旦后来说：人的本性中最可以鼓励我们的一点是他在好榜样的前面，能够受到感动，并举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相比方。然则与奉祀鬼神的求而后应相比，由克俊有德、恭俭惟德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是一种与两千年君权始终相伴的矛盾。同一个意思，对帝王而言便是正君。与这种靡常和不易相对应的，则一面是多见于《尚书》和《诗经》之中的慎德、明德、敬德、克俊有德、恭俭惟德以及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若以同一个题目对比基督教世界，则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人由伊甸园初入尘世便已与原罪连在一起，从而与救赎连在一起。前者昭示的是人各有等。
周人自述，常谓之无逸、小心翼翼、克自抑畏和夙夜罔或不勤。而革命和禅让共见于这一场鼎革的历史叙述之中，又反照了这一场鼎革所内含的舛错、复杂和不可方比。
有此切近和寄托，遂使孔子所说的犯和孟子所说的谏常常会唤出后世士大夫中的自觉者以规范君权自任的师道意识。这个过程丕变殷商，一步一步地使宗法制度与政治制度成为一体重叠的东西。
在事十二年，父老称叹。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梁启超曾是倾力召唤欧学的人。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一茬一茬地出人物，正因为世家大族一代一代地厚积着文化。
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
亲亲之统的本旨是在把人合拢来。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旧朝之崩塌，是旧朝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
后者昭示的是一脉同源。然则两千年里与帝王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入汤武革命一路，他们的行事既显示了臣事君以忠，也显示了君臣关系在天和人面前的有限性。帝王拥有君权，但世既尊儒，已使师道始终在孔子一面。就人性本身的深度复杂而难以通论而言，基督教世界尤多发抉其阴暗一面，和儒学世界尤多发抉其光明一面都各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
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塗之人可以为禹则与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和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已是理路全同，旨义也全同。三代君师合一，遂能期想内圣外王。
由此形成的依归，使个体的存在和宗族的存在常常连为一体而分不开来，时逢乱世则尤其明显。祭奠之外，同时还有中元、冬至、除夕之日的祀先，而于仰瞻遗像之际又每多感怀时事，悲从中来的一派苍茫和俯念微生，其贻羞陨越者大矣的深自刻责。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替天行道和屡仆屡起于草泽山林之间的替天行道。而后是久在两种惕慄之间的人遂不能不成为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都非常有限的人。
